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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制度”的困境
 

 
孙亮
 
依照流俗之见,学术产品“有重量,而无质量”的思想贫瘠现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景观”。而这被认为是学术评价体制造成的。所以,人们不断地批判学术评价制度,而且还勇于大胆尝试不同的学术评价策略。
 
比如,近段时间以来,“代表作制度”广受关注。复旦大学等就允许被评价者提交1~3篇代表作,然后根据专家的学术意见认定和评价其学术水平,以确定其是否有晋升高一级职称的资格。
 
此前衡量一个人的学术水平时,往往单纯根据其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论文数量与各种层次的项目情况,这无疑有很多弊端。“代表作制度”对克服此前的部分弊端,无疑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代表作制度是否完美、能否单独使用,需要慎思明辨,甚至需要将其作为批判对象加以考量,以促进其更加有利地发挥作用。
 
首先,“代表作”由谁来评价?“讲人情”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扪心自问,学术界又何尝不重视“关系”?评价“代表作”时,避免这种“人情关系”绝对不好解决。然而,“匿名评审”在中国大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评审制度,人们心中也有一杆秤,至少我们只能相信一个不关专家利益的匿名评审可能才是十分有效的。
 
我们可以作个假设,一个专家收到一篇自己的学生或者朋友的作品,他如何能够在决定代表作作者“职称提升”这样的大事面前“大公无私”?如果这种评价避免不了复杂的因素,就不能单纯否定对于“核心论文”数量的要求。
 
其次,到底谁是“代表作”评价的真正专家?这里面遇到两个问题。专家困境之一是,学科细化导致学术研究越来越细。特别是在文科当中,如果一个学者钻研的是一个非常冷僻的领域,比如哲学界里“做人头”的研究,即一个人研究西方某一人(国内没有人做过),我们如何评价和认定其工作?
 
也许人们会说,启动国外专家就可以了。然而,我们的以中文言说的一大本著作又有几本是翻译为“西方文本”来加以评价的?
 
专家困境之二是,特别是在文科里面,缺乏一个较为“客观”的、像自然科学那样一目了然的成果优劣的评价机制,所以文科的发展几乎都是在各种相互“批判”的基础上推进的,这一点西方哲学史可明鉴。
 
当一个人提交的是一个与其学术主流观点不一致的或者直接与专家观点相左的“代表作”,那么,评价如何确保其公正性?
 
再次,学术“代表作制度”也有发展成为一个“无须客观标准”、“只凭背后操作”的评价之“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恶果是,“代表作制度”意图引导学者去甘于坐冷板凳的初衷不但不会有效,反而更加地“坏”,因为,十年磨一剑不如别人的关系网有用,人们可能更加热衷的是到处拉关系,使得学术界更加具有“江湖”气息。
 
上述对于学术“代表作制度”的诘问不是为了彻底否定这种对学术论文“质”的呼唤,而是认为,如果看不到其任何弊端,盲目实行,还不如就按照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来执行。所以,将注重“核心论文”的量与注重“代表作”的质两者结合起来——既有客观的量来保证一个最低的准入门槛,又要推行质来确定该学者是否有晋升高一级职称的学术资格,或者能否提升到关键的岗位上。
 
黑格尔曾说:“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
 
这句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真正的学术评价制度是应该从讨论如何让学术能够从利益中脱离出来,使其免受利益的侵扰,才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个方向。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
 
《中国科学报》 (2012-04-14 A3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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